第五章 备倭山东 (一) (第1/2页)

可以说，这一次北戍蓟门，会试京城除了更加认清嘉靖年间官场军界的腐朽黑暗外基本毫无收获，倒是回山东后得到一个算是好消息的兵部告示:承帝旨，本次入试者凡曾协防京城者均赐同进士出身，以叙其功。这已经算是嘉靖皇帝相当有良心了，因为武科举于明朝一直没有殿试只有会试所以也无从谈起武状元一说，只有在崇祯末年，因为天下大乱，急需领军大将，才有了殿试和武状元。按照文闱制度，状元榜眼探花三人是赐进士及第，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在并没有进行考试的情况下，赐予武举子们同进士出身的确已经是比较大的恩惠了。后来才得知这是时任礼部尚书，在严嵩倒台后继任首辅的徐阶的建议。在这一次的俺达犯京过程中，关于封汗和答俺达书基本都是徐阶一人拟定的，也因此得到了嘉靖皇帝的信任。在他的建言下，才有了这一次的恩典。无论如何，这至少让我有了更快升迁的资本。官位本身并不重要，但是愈高的官职意味着我可以愈早参与军机，统率方面。
　　
　　此后数年，我在军事方面的才能渐露头角。新任命的蓟门副总兵不知从何处得知我在参加会试之前料敌机先的上书提醒应当注意俺达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于是在我又一次部兵轮戍蓟门的之际屈尊迂贵，主动前来探望，详细询问本人对于抵御边衅的观点。感动之下我把一些自己在历次讨论和反思中已经比较成熟的观点和盘托出，其中很重要一点就是变被动防御为主动防御，最大成果是沿防守线戍卒们在城墙外的茂盛长草下挖了密密麻麻的马蹄坑，专用于坑陷马蹄。我自己现在已经习惯了半年戍守蓟门半年屯田登州的日子，登州地方官员们似乎总能找到合适的理由让我来带兵。好在这几年也只是将我支开，屯田和屯军利益都没人再去损害，也就不那么愤懑了。在我的献计献策下重新建军的蓟门戍守部队在并不占据优势的情况中多次击退了企图进犯的鞑靼军，尽管未能取得胜利，但这支新军能够阻住来犯之敌已属不易。
　　
　　仇鸾荣宠两年后，一次师出大同却未能建尺寸之功，嘉靖也不再信任他，大将军之职被免，随后不久便由于背疽发作和抑郁惊惧而死。一直被掩盖的当年俺达犯境的真相也被揭露出来：在侦知鞑靼准备从大同进犯后，仇鸾不仅没有积极进行备战，反而卑躬屈膝做出用重金贿赂俺答之事，并答应将一力促成互市。结果俺达受赂东侵，从古北口直入京畿，京师戒严，直接酿成了令大明王朝颜面扫地的“庚戌之变”。此事最终的结果是仇鸾自己被开棺戮尸，罪行公布天下，抄家没产。经过这件事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武官里投降派和畏战派都遭到了压制。
　　
　　我看准这个机会大胆的向兵部奏上了已经数易其稿的《御虏方略》。时任兵部尚书王邦瑞在仇鸾遭重罪的情况下没有敢怠慢此书，召集在京将领和本部侍郎、主事等进行了连续几天的讨论，最终定议为“方略详当，国士之见”，并奏请刊行，发放北方各地边防军官。随即兵科给事中，兵部主事，山东巡抚纷纷上章举荐，认为应该对我委以重任，蓟门副总兵更是直接向兵部要人，要求将我划归蓟镇编制。这几年，除了轮戍蓟门的日子，我仍然在登州任职，由于屯田成绩表现出色，已经积功升迁多次。率部轮戍也由开始的六郡新兵渐至统带山东沿海几乎半省的新军。对于登州那些上上下下，然而几乎没有不贪赃枉法的官员而言，即使我只是独善其身，在这个污浊的官场里也会让他们极不自在，现在有了可以远远调开我的机会，个个都很乐意。在山东按察使司派员下来调查时，居然都是交口称赞。
　　
　　最终在一片赞扬与举荐声中，我被越级提拔为都指挥佥事，督山东备倭事。原本这个职位是都指挥的副手，协管一省驻军的训练、屯田及都指挥使司事务。但是大概是几年前那次策论对答给当时的山东布政使如今的山东巡抚留下的印象太深，在他一力坚持下，我成为了专管山东地方防备倭寇海上进袭的将领，总督三营二十四卫所，近十万大军。当然，平日真正直接管辖的军力不可能有这么多，只是表明如有倭寇进犯在必要情况下我有权调动地方所有驻军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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