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事先张扬的凶杀案作者马尔克斯002 (第1/2页)

“放开她，白人，”她厉颜疾色地使命道。
　　
　　“只要我活着，你就别想吃这块天鹅肉。”维克托丽娅．库斯曼本人的青春时期曾被易卜拉欣．纳赛尔诱奸过。
　　
　　他在牧场的畜栏里偷偷地同她幽会。几年以后，他不再爱她了，就把她带到家里当女佣人。
　　
　　迪维娜．弗洛尔是她最后一个丈夫的女儿。那时姑娘认为自己注定要被圣地亚哥．纳赛尔偷偷地霸占，因此焦急万分，只是焦急得过早了点。
　　
　　“再没有比他更好的男人了。”如今青春已逝并已发胖的迪维娜．弗洛尔同我说这话时，她跟另外的男人生的孩子就呆在她身边。
　　
　　“和他父亲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反驳女儿说，
　　
　　“都是下流货。”但是，她回忆起了当她兔子开膛并且把热气腾腾的内脏扔给狗吃时圣地亚哥．纳赛尔表现出的那副骇怕的样子，顿时一阵恐惧又向她袭来。
　　
　　“不要这样野蛮，”他对她说，
　　
　　“你要知道，兔子和人一样。”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用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一个习惯宰杀手无寸铁的动物的人突然会那么恐惧。
　　
　　“上帝啊，”她害怕地喊道，
　　
　　“难道这一切都是预兆吗？”然而，在出事的那天早晨，她仍然愤恨不已，继续把那些兔子的内脏扔给狗吃，她就是存心要使圣地亚哥．纳赛尔吃不好早餐。
　　
　　正在这时，主教乘坐的轮船到了，汽笛颤抖地吼叫着，把全镇的人从梦中唤醒。
　　
　　那幢房子，从前是一座两层的仓库，四壁是粗糙的厚板，锌皮屋顶两边泻水，屋顶上的兀鹰虎视眈眈的注视着港口上的残渣废物。
　　
　　当年建造这座房子的时候，河水充沛，许多海上驳船，甚至一些大船，都能冒险通过涨潮区的沼泽地开到这儿来。
　　
　　当易卜拉欣．纳赛尔和最后一些阿拉伯人在内战结束后来到这儿时，由于河流改道，海船再也开不进来，仓库也就废弃不用了。
　　
　　尽管代价很高，易卜拉欣．纳赛尔还是买下了这座房子，为的是开设一家他从未经营过的进口商店。
　　
　　只是当他要结婚时，才把它改成了居室。在底层，他辟了一个综合使用的大厅，在大厅的一端盖了一个马厩，养了四匹马，还有几间佣人的住室和一个供牧场使用的厨房，这厨房的窗户朝码头，从那里随时都有河水的恶臭飘来。
　　
　　大厅里唯一完美无缺的是一架从一海上事故中抢捞出来的螺旋形梯。上面一层原来是海关的办公室，如今改成了两个宽大的卧室和五个小寝室，这是为了他未来的孩子们准备的，他想他会有很多孩子的，他还在广场的扁桃树上建了一个木制阳台，三月的下午，普拉西达．里内罗便坐在那里消遣。
　　
　　房子的正面保留了大门，安了两扇旋制木棍结构的窗户。后门也保留了下来，只是改得稍稍高一些，以便骑马时可以通过，并且使得老码头的一部分可以继续应用。
　　
　　这个门用处最大，不仅因为它是去牲口槽和厨房的必经之路，而且还因为它直接面向新港大街，不必经过广场绕行。
　　
　　正面的大门，除了节日从不打开，而且总是严严地上着门闩。然而，那两个凶手，恰恰就守在正门口，而不是后门。
　　
　　也正是从这扇门里，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往码头去迎接主教，尽管为此他不得不围着院子整整绕了一圈。
　　
　　没有人能理解为什么出现了那么多不幸的巧合。从里奥阿查来的预审法官应该觉察到这一点，便他却不敢承认，因为显然他所关心的只是在审判中对事情作出一种合理的解释。
　　
　　面对广场的大门，正象惊险小说所说的那样，是一座
　　
　　“死神之门”。实际上，唯一合乎情理的是普拉西达．里内罗的解释。她以母亲的理性回答了问题。
　　
　　“我儿子穿得衣冠楚楚时，是从来不打后门出入的。”这一点谁都不会有所怀疑，以致预审法官只把这句话顺便记了下来，关没有把它正式载入档案。
　　
　　维克托丽娅．库斯曼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她说，她和她的女儿都不知道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
　　
　　但是时光一年年的过去，她终于承认，以圣地亚哥．纳赛尔走进厨房喝咖啡以前，她们已经知道了那件事。
　　
　　早晨五点钟，有个女人来讨牛奶喝，告诉了她们。这个讨牛奶的女人不但说了有人要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且还说了那人行凶的原因和准备行凶的地点。
　　
　　“我没有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因为我想这是那个女人醉后的一派胡言，”那母亲对我说。
　　
　　但是，在这个做母亲的死后，有一次，迪维娜．弗洛尔对我承认，她母亲之所以不告诉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因为她心里希望有人把他杀掉。
　　
　　而她本人所以没有说，是因为她当时吓坏了，自己没有主见，再说，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紧紧地抓住她的手腕时，她更加吓得魂不附体了，因为她感到他的手冷得象石头，仿佛真是一只死人的手。
　　
　　圣地亚哥．纳赛尔在熹微的晨光中跨着大步，穿过院子，主教船上欢快的汽笛声阵阵传来。
　　
　　迪维娜．弗洛尔走出去帮他开门。她穿过饭厅——那儿到处是关着熟睡的鸟儿的笼子、柳条做的家具和吊着欧洲蕨的花盆——时，竭力不让他赶上。
　　
　　但是，当她拉开门闩时，她又没有逃脱那只猎鹰般的手。
　　
　　“他抓住了我的辫子，”迪维娜．弗洛尔对我说。
　　
　　“当我独自呆在家里的角落里时，他也常常抓我，但是那一天我不再象往常那样害怕，只是想痛痛快快大哭一场。”她闪在一边让他出去，透过半开半掩的大门，她看到了广场上沐浴在晨光中的扁桃树，但是她没有勇气再去看别的东西。
　　
　　“那时轮船的汽笛声已经停止，雄鸡开始扣鸣了，”她对我说。
　　
　　“鸡声遍地，很难相信镇上会有那么多鸡，我以为鸡声是从主教的船上传来的。”她为那个人——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属于她了——所做的唯一的事便是违背普拉西达．里内罗的吩咐，没有把大门闩上，使他在紧急的情况下能够退到院子里来。
　　
　　有一个人——此人身份一直没有得到证实——在门下面塞进一封信来，通知圣地亚哥．纳赛尔有人守在门外要杀他，写了地点，写了原因，还写了有关这个阴谋的精确的细节。
　　
　　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这封信就丢在地上，但是他没有看见，迪维娜．弗洛尔也没有看见，直到这件凶杀案发后很久，才被人发现。
　　
　　已经过了六点钟了，路灯还没有熄灭。在扁桃树枝上，在一些阳台上，还挂着庆贺婚礼的五光十色的花环，好像是为了迎接主教而刚刚挂上去的。
　　
　　细砖铺地的广场以及教堂的前厅——那儿是乐师演奏的舞台，——堆满了寻欢作乐时留下来的空瓶和各种废品，好象一个垃圾堆。
　　
　　当圣地亚哥．纳赛尔走出家门时，在轮船汽笛的催促下，一些人正向着码头跑去。
　　
　　广场上唯一开门营业的是教堂旁边的牛奶店，在那里有两个人在等着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把他杀死。
　　
　　牛奶店的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在晨光熹微中第一个看到圣地亚哥．纳赛尔，她仿佛觉得他穿的是银白色的衣服。
　　
　　“活象一个幽灵，”她对我说。这两个准备行凶的人，把报纸裹着的刀揣在怀里，伏在座位上睡着了。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屏住了呼吸怕把他们惊醒。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二十四岁。
　　
　　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
　　
　　“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预审档案中这样记着。我从小学时就认识他们，要我也会这么写。
　　
　　那天早晨，他们还穿着参加婚礼时的黑色呢料衣服，那衣服对加勒比地区来说是显得过分宽大和庄重了。
　　
　　由于长时间的劳累和焦虑，他们形容憔悴，但他们还是刮了胡子。尽管他们自从婚礼的前夕一直在不断地喝酒，三天以后却已经不醉了，而是变得象彻夜失眠的梦游症患者。
　　
　　在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的店子里等了几乎三个小时之后，他们在头几阵晨风的抚慰下睡着了，这是自从礼拜六以来第一次入梦。
　　
　　在主教乘坐的轮船第一次鸣起汽笛的时候，他们几乎也没有醒来，但是当圣地亚哥．纳赛尔从家里出来时，他们却本能地醒来了。
　　
　　那时，两个人紧紧抓起报纸卷，彼得罗．维卡略站了起来。
　　
　　“看在上帝份上，”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喃喃自语道，
　　
　　“你们过一会儿再动手吧，即使是为了尊重主教先生。”
　　
　　“那是圣神的旨意，”她常常这样说。确实，那是天使神意，但是瞬息即逝。
　　
　　一听到她说话，维卡略孪生兄弟便思索起来，那个站起来的人又坐下了。
　　
　　当圣地亚哥．纳赛尔穿过广场时，两兄弟的目光仍然盯着他。
　　
　　“他们简直是怜悯地看着他，”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说。这时修女学校的女孩子们穿着孤儿的制服乱哄哄地奔跑着穿过了读。
　　
　　普拉西达．里内罗说得有理：主教没有下船。除了当地官员和学校的孩子们外，码头上还有很多人，到处可以看到装满了又肥又大的公鸡的背篓，那是送给主教的礼物，因为鸡冠汤是他最爱吃的菜肴。
　　
　　装卸码头上堆满了待运的木柴，轮船至少需要两个小时才能装完。但是它没有停下来，咿咿呀呀地响着，象一条龙似地出现在河流的拐弯处。
　　
　　这时乐队开始奏起了主教颂，公鸡开始在背篓里叫起来，引得镇上的公鸡也都引颈高啼。
　　
　　那个时候，以木炭作动力的传奇式的轮船几乎要绝迹了。尚在使用的寥寥几条已没有自动钢琴和为度蜜月者准备的船舱，而且几乎不能逆流航行。
　　
　　但是这船是新的，有两个烟囱，而不是一个画着袖章般旗子的烟囱，船尾的木轮产生的推动力不亚于海船。
　　
　　在靠着船长室高处的栏杆旁站着穿白色法袍的主教和他西班牙随从人员。
　　
　　“那时的情景就象圣诞节一样，”我妹妹马戈特曾经这样说。据她说，问题是轮船在从码头前边经过时，汽笛一响喷出了一股蒸汽，把站得离岸最近的人喷了个透湿。
　　
　　那是一种短暂的梦幻。主教面对码头上的人群，在空中画了个十字，随后仍继续机械地这样做着，面部一点没有表情，直到轮船在远方消失，留下一片鸡鸣声。
　　
　　圣地亚哥．纳赛尔感到失望是有理由的。他应卡尔曼．阿马多尔神父的公开要求，捐赠了几驮木柴，此外，还亲自挑选了冠子最好吃的公鸡。
　　
　　但失望只不过是一时的。我的妹妹马戈特和他一起在码头上，看到他当时情绪饱满，象是仍然在婚礼上，尽管阿司匹灵一点也没有减轻他的病痛。
　　
　　“他似乎没有感冒，只是一心想着婚礼花了多少钱，”她对我说。那时克里斯托．贝多亚同他们在一起，他披露的数字更令人众人惊讶。
　　
　　他和圣地亚哥．纳赛尔一起参加婚礼，和我一起待到将近四点钟，但是他没有去父母那里睡觉，而是留在祖父母家中聊天了。
　　
　　在那里他得知了许多估计婚礼开支所需要的材料。他说那次婚礼请客杀了四十只火鸡，十一头猪，还有四头小牛犊，这四头牛犊新郎放在公共广场上烤，请镇上所有的人吃。
　　
　　他说喝去了二百零五箱走私来的烧酒和将近两千瓶甘蔗酒，那都是在众人之间分掉的。
　　
　　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没有一个人不以某种方式参加了那次最热闹的婚礼。
　　
　　在镇上，这样的婚礼是空前的。圣地亚哥．纳赛尔做美梦似的大声疾呼：“我的婚礼也将是这样的，”他说，
　　
　　“让他们一辈子也讲不完。”我的妹妹把圣地亚哥．纳赛尔看成了天使。
　　
　　她又一次想到弗洛拉．米盖尔的好运气，她生活是那样的富有，而到那一年的圣诞节又把圣地亚哥．纳赛尔捞到手了。
　　
　　“我突然意识到没有一个比他更理想的丈夫了，”她对我说。
　　
　　“你想想，他漂亮，端庄，二十一岁就有了自己的财产。”当有木薯饼的时候，她常常邀请他来我们家吃早饭，而我母亲那天早晨正在做木薯饼，圣地亚哥．纳赛尔欣然接受了邀请。
　　
　　“我去换件衣服，再来找你，”他说，并且突然发现手表忘在床头柜上，
　　
　　“几点钟了？”那时是六点二十五分。圣地亚哥．纳赛尔挽起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拖着他向广场走去。
　　
　　“一刻钟之内我到你家，”他对我妹妹说。她坚持他们一起马上走，因为早餐已经准备好了。
　　
　　“她很少这样坚持，”克里斯托．贝多亚对我说。
　　
　　“因此，有是我想那时马戈特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想把他藏在家里。”然而，圣地亚哥．纳赛尔说服了她先走，他要去穿骑马的衣服，因为他必须早些到达埃尔．迪维诺．罗斯特牧场去阉小公牛。
　　
　　他就象告别母亲那样摆摆手向她告了别，拉着克里斯托．贝多亚的胳膊向广场走去。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他。码头上的许多都知道圣地亚哥．纳赛尔要遭到杀害。
　　
　　享受着优厚退役金并且十一年来一直任镇长的军校毕业的陆军上校唐．拉萨罗．阿蓬特用两个手指向他打招呼。
　　
　　“我有非常实际的理由认为他已经没有任何危险了，”他对我说。卡尔曼．阿马多神父也没能注意。
　　
　　“当我看到他安然无恙的时候，我想所有那一切都是谎言，”他对我说。
　　
　　没有一个人想一想圣地亚哥．纳赛尔是否有防备，因为大家都以为他不可能没能防备。
　　
　　实际上，我的妹妹马戈特是为数不多几个尚不知道他要被杀的人之一。
　　
　　“如果我知道这件事，即使把他捆捆起来，我也会把他带到家里去的，”她向预审法官说。
　　
　　她不知道这件事是奇怪的，但是我母亲也不知道这件事就更奇怪了。尽管她多年来已经不上街，甚至连弥撒也不去做，但是一切事情她都比家里任何人知道得早。
　　
　　自从我开始起早上学以来，我就很赞赏她这种才能。我象往常一样看见她脸色苍白，悄悄地在黎明的灰色光芒中用树枝做的笤帚扫院子。
　　
　　当我们睡觉时，她一边呷着咖啡，一边和我谈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她和镇子上另外一些人有着千丝万缕的秘密联系，尤其是和年龄相仿的人。
　　
　　有时她告诉我们一些尚未发生的事情，使我们惊讶不已，那只能是靠她的猜测本领想出来的。
　　
　　然而，那天早晨她却没有感觉到那场从凌晨三点起就酝酿着的悲剧。她已经扫完了院子。
　　
　　当我的妹妹马戈特出去迎接主教时，看见她在磨木薯准备做饼。
　　
　　“到处雄鸡高唱，”我母亲在回忆那天的情景时常常这样说。但她从未把远处的鸡叫和主教到来联系在一起，而是同婚礼的尾声联系在一起。
　　
　　我们家离大广场很远，座落在河对面一片芒果林里。我的妹妹马戈特沿河岸一直走到了码头。
　　
　　人们由于主教来访都兴奋极了，所以根本顾不上其他新闻。他们把卧床的病人抬到门廊里，让病人在那儿接受圣药。
　　
　　女人们从院子里跑出来，手里拿着火鸡、提着猪崽和各种吃食。从对岸开来了装饰着鲜花的独木舟。
　　
　　但是，当主教没有上岸便离去后，另一个被压抑的消息便变得和他到来同样轰动了。
　　
　　就是在这时，我妹妹马戈特已知道得清清楚楚：安赫拉．维卡略，就是那个在前天结婚的美丽的姑娘，被退回了父母家里因为丈夫发现她不是处女。
　　
　　“我觉得我马上要死了，”我妹妹说。
　　
　　“但是，尽管这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但谁也说不清可怜的圣地亚哥．纳赛尔是怎样牵连进这件麻烦事里去的。”大家唯一确切知道的是安赫拉．维卡略的两个哥哥等着杀死他。
　　
　　我妹妹咬着牙不哭出来，回到家里，她在厨房里看到了我母亲，老人穿着一身蓝花底的礼拜天服装，那是准备主教过来问候我们才穿的。
　　
　　与此同时，妈妈还一边整理餐桌，一边哼着一支题为《看不见的爱情》的葡萄牙民歌。
　　
　　我妹妹注意到她比平常多放了一个位子。
　　
　　“这是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的，”我母亲对她说。
　　
　　“人们告诉我，你要请他来吃早餐。”
　　
　　“撤掉吧，”我妹妹说。于是，她对妈妈说了。
　　
　　“但是仿佛妈妈已经知道了，”她对我说。
　　
　　“就象往常一样，一个人开始给她讲点什么，还未讲到一半，她就全部清楚了。”那个不幸的消息使我母亲难过极了。
　　
　　圣地亚哥．纳赛尔这个名字就是依照她的名字起的，此外，她还是他洗礼时的教母，不过，她和被退回的新娘的母亲普拉．维卡略也有亲缘关系。
　　
　　尽管如此，没等把女儿的话听完，她就穿上了高跟鞋，披上了只是去教堂参加悼唁仪式时用的头巾。
　　
　　我父亲从床上听见了一切，他穿着睡衣裤来到餐厅，大惊失色地问她到哪儿去。
　　
　　“去告诉我的干亲家普拉西达，”她回答说，
　　
　　“所有人都知道要杀死他儿子，可唯独她不知道，这是不公正的。”
　　
　　“我们同她的关系和同维卡略一家同样亲密呀！”我父亲说。
　　
　　“永远应该站在死者一边，”我母亲说。我的弟弟们开始从别的房间里走出来。
　　
　　最小的几个弟弟听到发生了这样一场悲剧，不禁哇地一声哭了。我母亲没有理睬他们，这在她是平生第一次，她也没有睬她的丈夫。
　　
　　“你等一下，我去穿衣服，”他对她说。她已经在大街上了。我的弟弟哈依梅这时还不满六岁，他穿好衣服准备去上学。
　　
　　“你陪妈去，”我父亲命令他说。哈依梅跟在她后面跑着，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往哪儿去，他抓住了母亲的手。
　　
　　“她一边走，一边一个人自言自语，”哈依梅对我说。
　　
　　“这些坏蛋，”她低声说，
　　
　　“不齿于人类的畜生，他们除了干坏事以外什么都不会干，”她甚至没有意识到她正拉着孩子的手。
　　
　　“大概人家以为我是疯子，”她对我说。
　　
　　“我只记得远远听到很多人的嘈杂声，仿佛婚礼又重新开始了，所有的人都涌向广场。”她以最大的决心加快了脚步，因为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直到有个迎面跑来的人对她的发疯举动表示了同情：“您不必麻烦了，路易莎．圣地亚加，”他跑过去时对她喊道，
　　
　　“他们已经把他杀死了。”律师认为这次杀人是出于正当的维护荣誉，并认为持这种见解是问心无愧的。
　　
　　审判结束时，维卡略孪生兄弟声明：为了维护荣誉，这种杀人的事可以再干一千次。
　　
　　自从他们在作案几分钟后去教堂投案以来，就预料到一定会说他们是维护荣誉而杀人。
　　
　　当时，一群激愤的阿拉伯人在后面紧紧追赶，两兄弟气喘吁吁地闯进神父住处，将光洁无血的宰猪刀放在神父阿马多尔的桌子上。
　　
　　他们在干了残忍的杀人勾当之后，已经筋疲力尽了，衣服和双臂浸透着汗水，脸上除了汗珠之外，还沾满了鲜血，不过，神父把他们主动投案视为十分高明的举动。
　　
　　“我们是有意杀死他的，”彼得罗．维卡略说。
　　
　　“但是，我们是无罪的。”
　　
　　“也许在上帝面前是无罪的，”神父阿马多尔说。
　　
　　“在上帝和世人面前我们都是无罪的，”巴布洛．维卡略说。
　　
　　“这是一件荣誉的事。”更有甚者，在回忆作案过程时，他们把凶杀描绘得比实际情况还要残忍得多，甚至说用刀砍坏了的普拉西达．里内罗家的大门，不得不用公款修理好。
　　
　　在里奥阿查监狱里，他们等候审判达三年之久，因为无钱求人保释。最早关押在那儿的老犯人记得他们性情温顺，为人随和，然而从未看到过他们有任何悔意。
　　
　　虽说如此，实际情况好象是维卡略兄弟根本不想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立刻杀死圣地亚哥．纳赛尔，而是千方百计想叫人出面阻止他们，只不过没有如愿以偿罢了。
　　
　　几年之后，维卡略兄弟告诉我，他们先是到马利亚．阿莱汉德里娜．塞万提斯家里找圣地亚哥．纳赛尔，在那里找到了他，并且同他一直呆到两点钟。
　　
　　这个材料，同其他许多材料一样，没有写进预审档案。实际上，孪生兄弟说他们在塞万提斯家找圣地亚哥．纳赛尔的那个时候，他并不在那里，那时我们已经到街上一边溜跶一边欢唱小夜曲去了；其实他们并没有去找他。
　　
　　“他们如果来了，是绝不会从我这里走掉的，”马利亚．阿莱汉德娜．塞万提斯说。
　　
　　我对她非常了解，对她这句话坚信不疑。实际上，维卡略兄弟是跑到牛奶老板娘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家去等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在那儿他们打听到，除了圣地亚哥．纳赛尔外，还会有许许多多人去那里。
　　
　　“那是唯一的一个公众场所，”他们对预审法官供认说。
　　
　　“他早晚会在那里露面的，”他们在被宣布释放后对我说。不过，尽人皆知，圣地亚哥．纳赛尔家的大门就是大白天也都是闩得严严实实的；而圣地亚哥．纳赛尔总是随身带着后门的钥匙。
　　
　　果然，维卡略兄弟在前门等了他一个多小时，他回家时却从后门进去了；可他去迎接主教时，却是从对着广场的前门出去的，这一点谁也没有预料到，就连预审法官也百思不得其解。
　　
　　从来没有过象这样事先张扬的凶杀案。维卡略兄弟俩在妹妹向他们透露了名字之后，便到猪圈储藏室去了，那里放着杀猪用具，他们选了两把锋利的屠刀：一把是砍刀，长十英寸，宽二英寸半；另一把是剔刀，长七英寸，宽一英寸半。
　　
　　他们将刀用一块布包着，拿到肉市去磨，当时那儿刚刚有几家店铺开门。
　　
　　开始来的顾客很少，但是有二十二个人声称维卡略兄弟讲的话他们全听到了，并且一致认为，他们说那些话唯一的目的便是让人听见。
　　
　　卖肉的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是他俩的朋友，在三点二十分时，看见他们走进了屠宰场，那时，他刚摆好肉案子；他不明白为什么他们礼拜一到他这儿来，而且时间又那么早，身上还穿着参加婚礼的深色呢料礼服。
　　
　　他们一般都是在礼拜五上他那里去的，而且时间要稍晚一些，身上系着宰猪的皮围裙。
　　
　　“我想他们是喝醉了，”法乌斯诺．桑托斯对我说，
　　
　　“他们不仅弄错了时间，而且弄错了日期。”法乌斯蒂诺．桑托斯提醒他们那天是礼拜一。
　　
　　“谁不知道是礼拜一呀，笨蛋，”巴布洛．维卡略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我们只是来磨磨刀。”他们是在砂轮上磨的刀。象平常一样，彼得罗手持两把刀，交替着放在砂轮上，巴布洛摇动砂轮转柄。
　　
　　他们一边磨刀，一边同其他卖肉人讲着婚礼的盛况。有几个人在埋怨，尽管是同行，可是没有吃到喜庆蛋糕，他们答应以后补上。
　　
　　最后，他们又在砂轮上把刀鐾了几下，巴布洛将他那把刀放在灯旁照了照，锋利的钢刀闪闪发光。
　　
　　“我们去杀圣地亚哥．纳赛尔，”巴布洛说。两兄弟是有名的忠厚老实人，因而谁也没有理会他们。
　　
　　“我们想他们一定喝醉了，”几个卖肉的人说。后来见到他们的维克托丽娅．库斯曼和几个别的人也都这样说。
　　
　　有一次，我不得不询问屠夫们是否从事屠宰这个职业的人不易被人看出事先有杀人的念头。
　　
　　他们反驳说：“我们在宰牛时，连牛的眼睛都不敢看。”其中一个屠夫对我说，他吃不下自己亲手宰的牲口肉。
　　
　　另一个屠夫对我说，他不敢杀自己熟悉的牛；如果喝过这条件的奶，那就更不敢动手了。
　　
　　我提醒他们说，维卡略兄弟就是屠宰他们自己饲养的猪，他们对这些猪是那样熟悉，甚至都能叫出它们的名字，
　　
　　“是这样，”一个屠夫说。
　　
　　“可是，您应该知道，他们不是给猪起人名，而是以鲜花命名猪的。”只有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在巴布洛．维卡略威胁的语言中嗅出一点他们真要杀人的味道，并且开玩笑地问他，既然有那么多富翁应该先死，为什么要杀圣地亚哥．纳赛尔。
　　
　　“圣地亚哥．纳赛尔知道为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法乌斯蒂诺．桑托斯告诉我，他对此将信将疑，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警察。
　　
　　那个警察是过了一小会儿来的，他来买了一磅猪肝给镇长准备早餐。据预审档案记载，这个警察叫利昂特罗．波尔诺伊，这人第二年在一次保护神狂欢节上被斗牛抵中颈部而丧生，所以我不可能同他交谈；不过，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向我证实说，在维卡略兄弟俩坐下来等圣地亚哥．纳塞尔以后，那警察是第一个来她店里的。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刚刚走进柜台替换了丈夫。店里的习惯是这样的：早晨卖牛奶，白天卖吃食，从下午六点开始变成了酒馆。
　　
　　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凌晨三点半开门营业。她的老实厚道的丈夫罗赫略．德拉弗洛尔承担酒馆业务，直到关门为止。
　　
　　可是，那天婚礼散后来了那么多顾客，时过三点还没有关门，他只好先去睡了。
　　
　　那时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已经起床，她起得比平时早，因为打算在主教到来之前把牛奶卖完。
　　
　　维卡略兄弟是四点十分来到店里的。那时店里还只卖些吃的东西，可是，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破例卖给他们一瓶白酒，这不仅因为她尊重他们，而且也因为感谢他们叫人送来了喜庆蛋糕。
　　
　　维卡略兄弟两大口就把整瓶酒喝光了，可是仍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他们都麻木了，”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对我说。
　　
　　“就是弄一船石油来也无法燃起他们的感情。”随后，他们脱掉呢子外衣，小心翼翼地搭在椅背上；又要了一瓶白酒。
　　
　　他们的衬衣汗迹斑斑，胡子是前一天刮的，看上去象山民。第二瓶酒喝得慢些，他们坐在那里，一边喝，一边用眼睛盯着对面街上圣地亚哥．纳赛尔的母亲普拉西达．里内罗的房子，那儿的窗户关着的。
　　
　　凉台上最大的一扇窗户连着圣地亚哥．纳赛尔的卧室。彼得罗．维卡略问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是否看见那窗户中有灯光，她作了否定的回答，但是她觉得这问题提得奇怪。
　　
　　“您怎么啦？”她问道。
　　
　　“没什么，”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我们只是在找他，要把他杀死。”他回答得那么自然，以致她不可能想到那是真的。
　　
　　可是，她发现孪生兄弟带着两把屠刀，裹在破抹布里。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认真地打量了他们一番。
　　
　　她对他们是那样熟悉，特别是彼得罗．维卡略服役回来后，就是不用眼睛也能辨认出来。
　　
　　“他们还象孩子呢，”她对我说。一想到这一点，她不禁打了个寒颤，因为过去她一向认为只有孩子才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
　　
　　她一把奶具准备停当，就去叫醒丈夫，把店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他。罗赫略．德拉弗洛半醒半睡地听她讲。
　　
　　“别瞎扯了，”他说，
　　
　　“他们哪能杀人呢，特别是杀象圣地亚哥．纳赛尔这样的富翁。”当克罗迪尔德．阿尔门塔回到店里时，孪生兄弟正在和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交谈，那警察是来给镇长取奶的。
　　
　　她没有听到他们谈些什么，不过从警察临走时看屠刀的那种样子，她推测他们对警察可能可能透露了点他们的想法。
　　
　　拉萨罗．阿蓬特上校是四点差几分钟起床的。当警察利昂特罗．波尔诺伊向他报告维卡略兄弟的杀人企图时，他刚刚刮完脸。
　　
　　前一天夜里他处理了那么多朋友间的纠纷，又一个这类的案子，何必着急呢。
　　
　　他慢条斯理地穿好衣服，打了好几次蝴蝶领结，才感到满意，然后把玛利娅教团的神符挂在脖子上，准备去迎接主教。
　　
　　早餐是洋葱炒猪肝。在他用早餐的时候，妻子十分激动地告诉了他巴亚多．圣．罗曼将安赫拉．维卡略休回的事，可是上校并不象妻子那样觉得此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我的上帝！”他打趣地说。
　　
　　“主教该怎么想呀？”不过，还没有用完早饭他就记起了警察刚刚对他说的事。
　　
　　他把两件事联系在一起，立刻发现这不正是一个谜语的答案吗？于是他沿着
　　
　　“新巷”大街向广场走去，由于主教要来，那里的住户已开始活动起来。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时快五点了，并且开始下起雨来，”拉萨罗．阿蓬特上校对我说。
　　
　　路上，有三个人截住他，偷偷地把维卡略兄弟正等候圣地亚哥．纳赛尔准备杀死他的事告诉他；不过只有一个人讲清楚了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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