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周金文辞大系》序 (第2/2页)

余于年代之推定则异是。余专就彝铭器物本身以求之，不怀若何之成见，亦不据外在之尺度。盖器物年代每有于铭文透露者，如上举之“献侯鼎”、“宗周钟”、“遹簋”、“趞曹鼎”、“匡卣”等皆是。此外如《大丰簋》云“王衣祀于王丕显考文王”，自为武王时器；《小盂鼎》云“用牲啻（褅）周王、口王、成王”；当为康王时器，均不待辩而自明。而由新旧史料之合证，足以确实考订者，为数亦不鲜。据此等器物为中心以推证它器，其人名事迹每有一贯之脉络可寻。得此，更就其文字之体例，文辞之格调，及器物之花纹形式以参验之，一时代之器大抵可以踪迹，即其近是者，于先后之相去要亦不甚远。至其有历朔之记载者，亦于年月日辰间之相互关系求其合与不合，然此仅作为消极之副证而已。
　　
　　本此诸法，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大抵均王臣之物。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器则大抵属于东周。故宗周盛时列国之器罕见，东迁而后王室之器无征，此可考见两周之政治情形与文化状况之演进矣。
　　
　　国别之器得国三十又二，曰吴，曰越，曰徐，曰楚，曰江，曰黄，曰鄀，曰邓，曰蔡，曰许，曰郑，曰陈，曰宋，曰鄫，曰滕，日薛，曰邾，曰邿，曰鲁，曰杞，曰纪，曰祝，曰莒，曰齐，曰戴，曰卫，曰燕，曰晋，曰苏，曰虢，曰虞，曰秦。由长江流域溯流而上，于江河之间顺流而下，更由黄河流域溯流而上，地之比邻者，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更综而言之，可得南北二系。江淮流域诸国南系也，黄河流域诸国北系也。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此其大较也。徐、楚乃南系之中心，而徐多古器，旧文献中每视荆、舒为蛮夷化外，足征乃出于周人之敌忾。徐、楚均商之同盟，自商之亡即与周为敌国，此于旧史有征，而于宗周彝铭，凡周室与南夷用兵之事尤几于累代不绝。故徐、楚实商文化之嫡系，南北二流实商、周文化之派演。商人气质倾向艺术，彝器之制作精绝千古，而好饮酒，好田猎，好崇祀鬼神，均其超现实性之证；周人气质则偏重现实，与古人所谓“殷尚质，周尚文”者适得其反。民族之商、周，益以地域之南北，故二系之色彩浑如泾、渭之异流。然自春秋而后，民族畛域渐就混同，文化色彩亦渐趋画一。证诸彝铭，则北自燕、晋，南迄徐、吴，东自齐、邾，西迄秦、都，构思既见从同，用韵亦复一致。是足征周末之中州确已有“书同文，行同伦”之实际，未几至嬴秦而一统，势所必然也。
　　
　　综合两周彝铭，其年代国别之可征或近是者，凡得三百二十又三器。于存世之器虽未及十分之一，大抵乃金文辞中之精华也。儵忽相凿而浑沌果死，幸莫如之。
　　
　　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录成时所序。其后为增订版重录之，除于国名次第及器铭数目有所更改外，余均仍旧。
　　
　　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