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欧阳修6 (第1/2页)
在宋仁宗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范仲淹去世了，一颗巨星陨落了。
我们知道范仲淹和欧阳修的关系那是非同寻常，范仲淹对欧阳修有奖掖提携之恩，两个人也是同道的好友，友谊非常深厚。
范仲淹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范纯仁也是当时一个很著名的文人，就邀请当时他们一起推行改革运动的另一位重臣叫富弼，为他的父亲撰写墓志铭。
邀请欧阳修为他的父亲撰写神道碑。解释一下，墓志铭是埋在坟里头的，写好了以后刻好了以后就在坟里头了，将来多少年以后把这个坟刨开了，要了解墓主的生平，就看这墓志铭。
神道碑是立在墓道上的，就是，是在外边别人能看见的。就这么个区别。
一个是在暗里的，一个是在明里的。这个任务交给他，他不能不写啊，于情于理于公于私他都应该写，可是对欧阳修来讲这太为难了，为什么呢？
因为要评价范仲淹就意味着要评价过去几十年的政治史，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范仲淹跟他一样在政治上也是起起落落，他可能没有一个私人的敌人，但是他可能拥有很多政治上的对立面，那你现在评价范仲淹，那些对立面的势力还都存在着，所以欧阳修就说什么呢？
说我写这个神道碑，对上不能有损国体，因为范仲淹生前担任的职务那是跟国体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现在我对他的评价不能有损国体。
第二，也要躲开那些对立面的明枪暗箭，我不能把这个神道碑一写出来，结果招致一大帮人的群起而攻之。
所以他说写这个神道碑首先要有一个原则就是要稳当，稳当的内涵就是要公道、要公平。
我只要立住了公平，谁也说不了我什么。所以他说
“须先自执道义也”，我自己先把道理拿定了，把立场立定了，我自己的说法确定了，我的原则确定了，我对范仲淹的评价就好办了。
就写了，富弼的墓志铭写得很快，写完了之后就埋到墓里边去。欧阳修的神道碑写了15个月，你想欧阳修这样的散文大家、政治家，溜溜地写了15个月，交稿交得特慢，这才写出来，写出来他还不放心，专门交给当年与范仲淹在宰相府里共事的韩琦，让他过目。
韩琦给他提了一些意见，他进行了修改之后，然后才拿了出来。嘿，我跟你说啊，他是千小心万小心，你看他们原来同一阵营里边的韩琦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他没有意见了。
最侥幸的是他们的对立面们没有任何声音，这就说明他做得公道不公道呢？
公道。稳当不稳当呢？稳当。才是的，有一个人不高兴，就是写墓志铭的富弼，富弼看了以后没有明确地讲不满，但他讲一段话，这话是大有深意的，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这个人写文章求的就是善恶分明，我要写善就是为了劝诫后来。
我要写恶，就是为了惩治那些败类。我写的文章从来都不模棱两可，怎么叫不模棱两可呢，就是褒贬分明，让善人能长生，让恶人下地狱。
如果写文章前怕狼后怕虎，左右都害怕，我不高兴这样做，我写墓志铭就坚持的这个原则。
而且他说什么呢，我明确说，我在给范仲淹写的这个墓志铭里边，我就是激烈地抨击了当年的那些对立面，我知道他们那些对立面的后人现在还活着，我不怕。
我把这话讲出来，他们肯定会群起而攻之，但我就是不惧怕，我活人就活个有原则，原则分明。
大家都能听得出来，是吧，要是没意见他平白怎么说这番话呢？欧阳修啊，对这段话有一个明确的回应，他怎么说？
他明确地告诉富弼，如果你们觉得不合适，请人另写，哥哥我不干了，我还真不惹这个，你们觉得不合适你们另请高明。
画外音：欧阳修与范仲淹不仅是政治上的同道者，更有着深厚的私人友谊。
以欧阳修的绝世文才，为范仲淹书写的神道碑文肯定如花团锦簇一般，然而令人奇怪的是，文章写成后反对的声音却并没有出自政敌的阵营，而是来自身边的好友，这是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范仲淹当年推行革新的时候画了一幅《百官图》，所谓《百官图》相之间仇没解开，你们同在一个屋檐下，父子俩怎么就差得这么远呢？
我告诉你，这是欧阳修的原话，说什么，你说你父亲说没解仇就没解仇了？
你那会儿才多大？这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
“公等少年，何从知之？”你小兔崽子你懂什么？你知道为什么欧阳修在这问题上非常地鲜明？
因为评价范仲淹关系国之大体，就是对范仲淹的评价如果出现偏差的话，那就对整个这一段的历史，对这一段的北宋国家的形象有重大影响。
他要是个一般的县令那就算了，对不对，你爱说怎么怎么，只要你高兴。
这是什么？你的父亲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主持朝政，代表着国家的朝政的形象，我能为你这小子的这两句话就改吗？
我是证人，我听见了，我见到了。那大家可能就说别激动，别激动，我们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
你现在说欧阳修这么说，我们说对。那他儿子人家肯定回家跟他爸爸也说过这事，他也这么说，富弼也是当事人呢，他为什么意见跟你也不一样呢？
这就得再看第三者的记载，司马光，大史学家，在他的著作里边对这个事情有原原本本的记载，他记载的这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什么呢？
范仲淹回到朝廷之后对吕夷简说，我呀，以前对您多有冒犯，我真的没想到，您能提名提拔我，我没有想到您能这么做。
吕夷简怎么说呢？说
“夷简岂敢负于旧事为念耶？”——宋·司马光《涑水纪闻》在国家大事面前，我怎么能以我们过去的过节萦怀于心呢？
我们都是干什么事情的人，我们都是为国家做大事的人，不能以个人的私人的小过节为念，这是一个证据。
后来的苏辙也曾经记录过一个事实，范仲淹临到前线去之前，专门给吕夷简写了一封信，向他承认当年所犯的一些不得体的错误。
当然有的人解释说，他要走了，他担心在后院捣乱，可能有这个因素。
但不管怎样讲，这个人愿意这样做，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自己能够全力地在前线组织作战。
那大家说，这你又都说的是第三者，问题我就想问范仲淹到底写没写这封信，我告诉你，还真写了，这封信的名字就叫《上吕相公疏》，现在依然能够在宋代人吕祖谦所编的《皇朝文鉴》113卷里边找到这篇全文，但是你到了南宋朱熹的时候，翻开范仲淹的全集已经见不到这篇文章。
很显然这文章被谁删了？被范纯仁删掉了。在这篇文章里头，在这封信里边范仲淹是怎么写的，他感谢吕夷简说：“褒许之意，重于金石。不任荣惧，不任荣惧”——范仲淹《上吕相公疏》你对我的奖掖之恩，对我的褒奖之意，真是重若金石。
我真是诚惶诚恐、诚惶诚恐。
“情既龃龉，词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范仲淹《上吕相公疏》我自己很惭愧，当年我的一些说法、我的一些行为不但对皇上不敬，对您这样的国之大臣也不够尊尊。
是一种善意的释放，就是一种想要和解的一种善意。最重要的是范仲淹在这封信里头还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他说什么呢，他说当年唐朝的郭子仪和李光弼两人不对付，不说话，后来等到安禄山起兵反唐的时候，两个人执手立志，共戮国贼。
您就是当朝的郭子仪，我肯定没有李光弼那能力，我担心有负国家的期望，也有负您的期望，范仲淹是这么讲的。
所以我们说既有范仲淹本人的这封书信，又有司马光、苏辙等人的记录，同时不管怎么讲毕竟欧阳修是与范仲淹共事过的，这样的事情遮是遮不住的，应该说，这应该就是事实的真相。
就是在这个问题的评价上、写法上、态度上，富弼跟欧阳修有分歧，范纯仁更是无法容忍。
画外音：为尊者讳，为长者讳，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文化传统，对范仲淹的家人来说，吕夷简既然是范仲淹生前的政治对头和夙敌，那么两个人的过往又怎能以这样的形式出现在神道碑上呢？
而作为欧阳修来说，他又为何非要一意孤行，甚至不惜得罪范仲淹的家属，去做这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呢？
当文章写成后，范仲淹的家人们又该拿它怎么办呢？结果很不愉快，范纯仁让人从碑上把
“至此、以至”那的二十多个字全部都删掉，全部磨掉。就是凡是涉及到说我爸爸跟吕夷简和解的那些话全数删去。
欧阳修的做法是拒绝接受被删掉以后递给他的拓片。他明确告诉大家，以后你们要想看我写的给范仲淹的神道碑，甭去看那块碑，那不是我写的。
要看得看我家传的集子。就是我自己将来，我百年以后我自己传世的集子，您看我那个。
你要看那碑，告诉你，那人不是我，那上刻的是欧阳修，那人我不认识，你得看我自己的。
在原则问题上我们知道欧阳修是绝对不会含糊的。大家可能就说了，这个欧阳修就不犯错啊？
他那个神道碑就写得那么精准？也有错。欧阳修他是一个立场鲜明的人、坚持原则的人，但不是一个固执的人，不是一个犟人。
他有错，什么错呢？他在里头写呀，说宋仁宗曾经想率领文武百官给他母亲磕头，上朝的时候，范仲淹说这事不妥呀，力谏止之，就是拼命地劝他，把这事给劝下来了，没发生。
后来苏洵在编这个朝廷的文件的时候，就发现没有劝住，还是发生了这件事。
就告诉了欧阳修，欧阳修就改过来了。还有包括他在写这个神道碑的时候牵扯到范仲淹的履历，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哪个年龄做的什么官，别人看了以后也告诉他说你这个不对，前后顺序都是乱的。
欧阳修明确表示我写神道碑不是给他填履历表，我的这个排列是按照我自己行文的意思来排的，我特别做了注明。
你们如果要了解范仲淹的履历，千万别看我这块碑，你们可以看什么呢，看墓志铭，墓志铭里边会详细地按照时间的顺序来排列他任官的先后。
他不是一个固执的人，是可以改的。那么大家就说了，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巨大的分歧呢？
甚至不惜得罪人家家属，本来这是个好事，是不是，他跟范仲淹这么好的关系、这么好的朋友、同道者，人家属让你写一个盖棺定论的神道碑，你就写成这种结果，两厢都不愉快。
为什么呀？这里边有一个非常深刻的原因。大家要知道，像唐代的
“牛李党争”那争的是什么呢？争的是权力，争的是政治利益。宋代的时候，在范仲淹、吕夷简等人所发生的争论从最开始的时候叫做
“君子之争”，争的是什么呢？政见不同，绝对不是争的权力。就是说对于朝政有不同的看法可以发生争论，但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我们可以进行辩论，真理愈辩愈明，谁对的我们就服从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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