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欧阳修6 (第2/2页)
所以君子之谏、君子之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为什么欧阳修等人拼命地给皇上说，我们是朋党，但我们是君子之朋，这是一个根本的不同。
可是大家要知道，争着争着就容易意气用事，争着争着，原来本来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争政见的不同，最后就变成了派性的斗争。
只要是你说对的我就说是错，只要你说错的我就说对，这样一来就把派性的利益放在了国家利益之上，这是很糟糕的。
我告诉你革新派们早就意识到这个问题，大家还记得原来欧阳修、范仲淹被贬之后，蔡襄写过一首诗叫《四贤一不肖》，这四贤说的是谁呀，四贤说的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那不肖是高若讷，就那倒霉的谏官。
欧阳修不是写篇文章骂他吗，最后骂完了欧阳修也被贬了。这《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它就很有分寸，因为当时的人明确地了解到蔡襄写的是事实，这几个被贬的人确实很冤枉，而高若讷作为一个谏官在当时的表现确实让人不齿，所以《四贤一不肖》这个诗写出来，虽然写的是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但是大家基本是认同的。
有人攻击蔡襄，革新派的人就为他说话。可是到了后来，我说过一个人叫石介，石介写了一篇《庆历圣德颂》歌颂庆历新政，但是却诋毁反对派，这就很麻烦，我说过，范仲淹看了这首诗都说此等怪人一定坏了我等大事，韩琦看了也说，国家大事岂可以此言之？
我们国家的大事怎么能这样子意气用事呢？他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这首诗里边，石介对那些对立面和反对派极尽人身之攻击，一吐心中之愤懑。
鲁迅说过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你可以讲道理但不要骂人，你越骂你越没有道理，所以石介写了这首诗在革新派阵营内部却引起了比较反感的回声，这就说明什么，说明你这样做就是派性斗争，就不再是
“君子之争”了。所以这样一种情形之下，像欧阳修他是很清醒的，他就要反省，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大家要知道这些派性的斗争会让政治空转。有人曾经评价过这个事件，说什么呢，说最开始的时候是君子之争，君子之争是为了反对小人，但是斗来斗去、斗来斗去就偏离了方向，小人没斗倒，老百姓吃亏了，国家利益受到损害了，派性的利益一旦站在了国家的公共利益之上，他会以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名义来实行派性的利益，而且最糟糕的是这些所谓的君子、所谓的革新派，当他们要斗这些反对派的时候，他们用的手段跟那些反对派用在他们身上的手段是一模一样的。
换句话说，这些君子用了小人的恐怖手段来对付小人，这样一来君子何以自明？
你们是代表理想的，你们是代表革新的，你们是代表民众的希望的，但是你们所使用的手段跟小人一样，你们最后所争的利益也跟小人一样，你怎么说自己是君子之朋？
所以你注意啊，这种争端欧阳修看得是清清楚楚，他要反省不是他个人反省，他要替整个他们这个革新集团反省。
再说深刻一点，他为整个国家而反省。所以我们说，欧阳修写这个神道碑看上去是一个很小的事件，对不对，那你要说这有多大的事，你给他爸爸写了一个神道碑，人不同意。
说就在这么个小事上，当时俩人就是没有相约共力戮贼，没有，那是出于对国家的考虑，但是绝对没有跟吕夷简互相相约如何如何，更没有给他写什么信承认错误，没有的事，看上去是个人的意气之争，但是因为吕夷简和范仲淹都是国之重臣，他们俩的私人之争那就会损伤国体。
所以为什么欧阳修说一开始写这个神道碑他就要坚持两个原则，第一，他要不能有伤国体，我总不能把当年两个最主要的执政者写的互相在掐架，现在就像富弼说的一样，要界限分明、要是非分明、要善恶分明，那怎么办呢？
那过去的几十年的历史就是两个人打架的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就是打架的历史吗？
这个问题欧阳修脑子清楚得很。南宋的大哲学家朱熹是欧阳修的知音，他对欧阳修的评价很高，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欧阳修的这个评价里头，在之前吕夷简贬谪范仲淹，可罪啊，这件事情做得差，我们可以说他犯了错误，严重的错误。
后边他又起用了范仲淹大书特书，一个人他的缺点错误和他的优点都是很分明的，你把它公布出来，这样对国家有好处。
所以我们说，对于一个伟大人物、杰出人物的评价要客观、要公正，只有客观和公正才对国家和民族会有长远的数不清的好处，你这样的评价公正了，人民对历史的判断和评价就会公正而原则鲜明。
欧阳修得罪人得罪得多了，这刚才说的是评价范仲淹，评价包括里边其实也牵扯到评价吕夷简的问题。
他还有一个好朋友，这个人在政治上不是多么突出，叫尹洙。这个尹洙是欧阳修在北宋前期推行
“古文运动”的时候一个非常重要的同道者，大家对这个人可能比较陌生，这并不要紧，关键是看欧阳修对他的评价。
尹洙去世了，尹洙去世以后他的家人就请欧阳修给尹洙写墓志铭，这回听明白了，前头那是写神道碑立在外头的，这回就让他写墓志铭，是埋在里边的。
这没问题呀，这个好写啊，这只是文友，不是政治上的同道者，而且尹洙基本上他的主要贡献就是在古文上。
好了，墓志铭写好了，写好了人家属不干了，这回是他老婆不干，对我们家老尹你评价得太低了，写得太少了，是不是，你看他是北宋初期的
“古文运动”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你对他评价就四个字，叫
“简而有法”。他的文章写得非常地简约，对于材料的取舍非常地科学，完了。
人家属说了，家属说，就我知道还能再写两条呢。还有一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尹洙在北宋
“古文运动”的推动当中是首倡者，第一个提出来的，有首倡之功。第二，当时的人都写骈体文，说我们家尹洙在于破骈体立散体文的方面，他有突出的贡献。
你把这三条都得写上，而且你字得写多点。欧阳修是不会妥协的，欧阳修说什么呢？
他说当年韩愈给孟郊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孟郊。他给樊宗师写墓志文，他的文风就很像樊宗师。
这是一种非常特殊的纪念方式，我给你写墓志文的时候，我写的这篇文的风格，我就模仿你的风格，这是对这个伟大的逝者最好的纪念。
尹洙生前的文风就是简而有法、简而有深意，用现在的大白话来说，他的文章是非常地简练的，但是他取舍的材料是非常地精到的，他的文章是很简约，但它里边的含义是非常深刻。
我现在写他的墓志铭就用尹洙当年的文法来写，这是第一，没有错。第二，骈文和散体文没有优劣之分，没有对错之分，只要文章写得好，骈散捏到一块儿也能写，可以将骈文加入到散文当中，写散文的时候也可以用骈文的方法，写骈文的时候也用散文的方法，这个不存在功劳的问题，什么破骈入散，不存在，这不是一条功劳。
至于说首倡之功，我看未必，在尹洙之前已经有几位大将开了
“古文运动”的先河，欧阳修没好意思说，更别说以后还有我这员大将呢，因为我们大家知道，北宋的
“古文运动”真正的推动力在于欧阳修，欧阳修不但地位高，才力雄富，而且他才华卓著啊，他的推动对
“古文运动”的推动是关键性的，这个当然不必说了，但是首倡之功他认为是不切实际的。
欧阳修说了，这三条你说的这意见我都不能接受，他最后专门为此写了一篇文章《论尹师鲁墓志》，我就给你论一论我为什么要这样写的，最后说句什么话？
说想当年读我的文章里头最知己的就是尹洙，他看我的文章看得很快，不过几行之后就知道我的立意和用心。
我告诉你，我写这篇文是为了慰藉我的亡友，我哪儿考虑到给你们这些小子、你们的感受啊？
你注意到没有，这个跟刚才那态度一样，就是我之所以能写这样的文章，是因为他们当年是与我同道的人，我们是在一起共同推动
“古文运动”，共同进行政治的大的改革的。我评价的是历史人物，不是你爸爸，也不是你的老公。
在我心里，评价的人他的历史地位已经远远超越了你们亲人的地位，所以我不会为你们改变。
当时尹洙去世的时候范仲淹在旁边，范仲淹怎么能不了解欧阳修呢？他就做分工，韩琦写那墓碑，栽到墓道旁边的公开让大家能看到的，你呢就写那墓志铭。
他太清楚欧阳修会怎么写了。他就给韩琦写了一封信，信里边说呀，最近欧阳正在给尹洙写墓志铭，写得很好，词义高妙啊，可以传至于将来。
可是有一样，就是这个他对尹洙的评价可能会让有的人不满意，你说换个人写吧，影响又没那么大，是不是？
你说让别的人写吧，哪有欧阳修的影响大？可是让他写吧，他评价老是不满，就是老欠一点，难免引起别人的不满意。
而且欧阳修这人有个毛病，他写的文章不允许别人改，你要改了那是你写的，要看我的，在我的书里边，你说这不是麻烦吗？
我呀，就跟你说说，你就多写点，哎，他那儿没写的你就都写了。所以这样一来，（范仲淹）他真是很老练的一个人，这个老练是基于什么大家要知道，是基于深深的友情啊，他们的好朋友去世了，大家都是希望能够评价得好一点，人都去世了多说点好话。
可是欧阳修他知道，那是当过谏官的人，那是跟皇上吵过架的人，那谁都不怕，是不是，他的原则定了谁都甭想改，那怎么办，只有改韩琦的了，你多写点吧，韩琦的那个墓碑那文字比他的墓志铭多出两三倍去，那人家家里人看了肯定欢喜啊，是吧，你看这才像个样子是不是？
哪像你那个抠抠搜搜的写那么点字？这个问题上，我们来看什么问题呢？
欧阳修这个人他是一个内心里边始终坚持公道的原则，我认为真理是怎样的就是怎样。
有时候真理很难看的，没事，这是真理，真理就这么难看，摆出来就行。
这样的原则，这样的鼓励，就让欧阳修的人格成为宋代士大夫中间特别具有代表性。
范仲淹是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一种人格风范。欧阳修的人格风范那是什么呢，就我刚才说的，坚挺、挺拔、绝不弯曲，而且他的原则你说不出什么来，他确实是对的。
我们说通过这两件事，这两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就能看出来欧阳修人格的特点，但是他不改初衷，可我告诉你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欧阳修终于朝廷没说的，忠于圣上也没错，但这种忠诚有时候也会铸成大错，在后边的经历当中，欧阳修的忠诚就害了一位大忠臣，要问这个忠臣是谁，欧阳修是怎么不自觉地害他的？
且听下回分解。